公共租賃房有自己的保障對象，它和經濟適用房、限價房、廉租房形成互補關系。各地在建設公共租賃房的同時，仍要下大力氣建設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。

　　一邊是一線城市的房價依舊堅挺，一邊是房租的逆勢暴漲，在高房價和房租的夾縫中，公共租賃房這個寄托了諸多“外地人”住房夢的新生事物，隨著6月12日住建部等7部門聯合制定的《關于加快發展公共租賃住房的指導意見》的正式發布而成為當下住房保障的熱門話題。

　　事實上，在住建部出臺上述《指導意見》之前，包括北京、重慶、上海等城市都已經出臺了公共租賃房的管理辦法，并公布了相應的建設計劃。比如，北京今年規劃建設50萬平方米總共一萬多套的公共租賃房，而重慶更是計劃在3年之內建設3000萬平方米的公共租賃房，并且對非重慶戶籍的外來人開放。其他包括深圳、廣州等各大城市都啟動了公共租賃房建設計劃，這意味著，公共租賃房成為繼廉租房、兩限房和經濟適用房等住房保障制度之外的“第四房”，以彌補住房保障的不足和短缺。

　　目前，各地的公共租賃房無論在供應對象上，還是申請條件上，都有很大的不同。有些地方放開了戶籍限制。有人甚至認為，公共租賃房事實上已經取代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，成為住房保障制度最主要的供應品種。

　　公共租賃房作為解決廣大“夾心層”住房問題的主要途徑，制度本身無疑是好的，但無論多么完好的初衷，如果缺乏相應的制度保障和監管體系，則可能成為腐敗的源泉。目前公共租賃房的隱憂有三：一是供應對象的開放性不夠，公共租賃房的供應對象主要是既買不起經濟適用房，又不夠廉租房條件的人群，即俗稱的“夾心層”。如剛畢業的大學生，大部分的外來務工的農民工，對這些人的住房問題，一方面在以前的住房保障體系里屬于空白，另一方面受限于有地方福利因素的戶籍制度，這些外來人口無法享受，長期如此，顯然不妥；二是公共租賃房的供應量太小，北京今年只有50萬平方米，一萬多套，而北京的流動人口就高達500多萬；建設計劃最多的重慶，三年也只有30多萬套，僧多粥少；三是監管制度缺乏，對于公共租賃房租金如何確定，如何審核，如何監管，目前尚沒有完善的監管體系。

　　而且，中國住房保障制度目前最大的短板是保障房品種太少，保障范圍太窄，保障房的供應遠遠跟不上需求。在畸高的房價將絕大部分人推向保障房的情況下，恐怕單靠任何一個品種都無法滿足需要。經濟適用房也好，廉租房也罷，其面對的保障人群都是不一樣的。對于這些已經探索了多年的保障品種，不能輕易廢棄，或者不現實地期待用公共租賃房完全取代。公共租賃房有自己的保障對象，它和經濟適用房、廉租房應該形成互補關系，形成有中國特色的住房保障體系，而不是互相取代，更不是制度上的趕時髦和湊熱鬧。